習字簿

服務學習作為某一種解答

2011-02-05T06:16:00.000-08:00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二零一一年二月號)

文：終身＿＿

九十年代以降，教育界興起了一輪「服務學習」的風潮。相較於在校內推動傳統社會服務活動，服務學習有何特異之處？本文嘗試簡述服務學習的特性，並從中推展出我們對社會服務的另一些想像。

社會服務不能與學習脫離

服務學習的原點是，以往教育機構試圖透過讓學習者參與社會服務，便想達到提升責任感、承擔精神等等的公民教育目標，成效不彰。因為一次性而與整體課程完全脫離的社會服務活動，根本無助於學習者了解服務對象的處境、他們與自身或者社會的關係，以至於服務的意義。

要達致良好的公民教育，教育機構需要把社會服務視為整體課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外於課程的課外活動。為此，服務學習須同樣重視學習者和服務者的身份，在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應有清晰的學習目標，結合整體課程的學習內容，並設立評估學習成果的機制。

從體驗學習出發的服務

既然社會服務必定和真實的社會發生關係，最自然不過的學與教模式當然是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其核心精神為把真切、實際的經驗（而非課堂教學）作為學習活動，結合分析和反思，以從中掌握新的概念和技能。如何把社會服務的經驗與分析和反思扣連？教育家給出的答案是，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講求由給定的命題出發，由學習者主導作出資料搜集、設計研習方法、進行研習，並進行總結和紀錄，有時還會強調分享研習成果的機會。而把專題研習與社會服務相結合，即要求服務者／學習者從某個社區的問題出發，認識問題的根源以找出改善問題的方法並予以執行，最後反思和總結服務的經驗。

由上述兩套學與教模式出發，亦衍生出一些服務學習的理念：服務學習須以真正的社區需要為出發點；服務者／學習者和社區須建立對等的伙伴關係；服務者／學習者須主導服務的設計和籌劃，從中運用／訓練其知識和技能；服務者／學習者須有系統的機會總結和反思服務的經驗［註1］。

分析、行動、反思

若要從「服務學習」中抽取一些最主要的基調，大概就是分析、行動、反思。

教育學者要求服務者／學習者從社會問題的真正來源出發，意味著我們需要對整體社會有整全的分析，並以此作為行動的依據。行動之後，亦應持續學習、反思。不滿足於眼前服務「受惠者」的歡愉，結合分析，才能在服務的同時推動自身對於社會問題的了解，建立公民意識。誠然，期望透過社會服務從根本改變社會，大概只是天方夜譚；但作為公民社會參與的起步，肯定亦有其進步的意思。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確立對社會問題之上的結構性根源的關注，而非停留於眼前之事。脫出教育機構的想像，沒有了作為輔助者的教學人員，這個解答大概也能適用。

註1：我校崇基學院和晨興書院都有推行服務學習計劃，讀者也許可以參考他們的經驗。

十分鐘認識集體談判

2011-01-05T06:15:00.000-08:00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二零一一年一月號)

文：皺皺

集體談判是什麼？

集體談判（即Collective Bargaining，又譯作集體協商或團體交涉）被稱為勞動三權之一。簡而言之，集體談判就是讓工會代表僱員集體作為與僱主協商僱傭條件的機制，協商內容包括工資、工時、假期、員工福利等。經集體談判得出的共識將成為具法律約束力的「集體協議」，僱主不可以比協議更低的條件聘用僱員。

至於集體談判權的立法，除了要求僱主與工會協商僱傭條件外，亦經常包括規管罷工以及協商調解的機制，如限制合法罷工的條件、為協商設定冷靜期等等。各國實施集體談判的方式各有不同，可能以企業、地區、行業以至全國為單位作為協商平台。

大部分的已發展地區都有完善的集體談判機制，奧地利、法國、芬蘭等地的普及率更高達90%以上。香港的工會普及率不高，亦並未有就集體談判立法，故此只有不足3%的勞動人口在個別的情況下受到集體協議覆蓋〔註1〕。

為什麼要支持集體談判權立法？

因為個別的僱員的議價能力遠低於僱主，造成僱傭勞動的定價不公平。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假定，自由市場會自行調節至最有效率的分配，因此一切對市場的干預必然是壞的。這一說法卻不適用於僱傭協商，因為最大效率只會在市場資訊完全透明、延遲交易和協商成本為零的假設下才能成立，而勞動市場則完全不符合這些自由市場的假定。

顯而易見，僱主掌握的工資價格資訊遠多於僱員，而且在龐大的失業後備軍下，失去一名僱員另聘一名的代價極低；相反，僱員失去工作則意味著失去生計。因此無論是市場資訊還是交易成本都一面倒傾向僱主。經濟學家對於這些資訊不平均情況，設計過不同的模型預測交易的結果：交易的利益傾向掌握資訊的一方（即僱主），而僱員的交易成本越高，僱主越能取得更多利益，而整體交易效益則越低〔註2〕。

由工會代表僱員進行集體談判，可提高談判的透明度，及以工業行動提高僱員的議價能力。工業行動具有讓協議雙方傳遞價格資訊的作用，可促使協議的達成。一些模型傾向認為結果仍傾向利於僱主，另一些則認為最終的價格大致公平〔註3〕。但無論如何，實證研究都顯示集體談判可提高員工的實際工資，使它更接近合理的水平（註4）。

集體談判降低經濟效率、增加失業？

早期的研究大都認為工會和集體談判不利經濟效率，近年卻漸有其他的論述。

目前較普遍的觀點是，工會的普及與經濟表現無大關係，但集體談判的普及在提升工資的同時，亦會輕微推高失業率〔註5〕。然而，國際勞工組織在 2009年發表的報告卻指，根據1980至2000年間的數據分析，集體談判對通漲、消費、經濟增長率等經濟效率的指標，都沒有明顯的影響〔註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被右翼經濟學者視為良好生活唯一指標的GDP也在其中。換言之，現時並未有實證數據可以論斷集體談判會降低整體經濟效益。

至於集體談判與失業率的關係，現時學界亦未有確實的定案。以往對於兩者關係的兩大主流理論，即「工團主義理論」和「峰型理論」都未能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目前學界的新潮流是，兩者之間還有整體經濟情況、組織結構、貨幣政策等不同的因素影響（詳見註4及註6所示的文章），而不能以簡單的關係描述之。因此在本港實行最低工資是否會同樣推高失業率，亦是未知之數。

註1：職工盟，2010：《集體談判，與我何干？》，下冊。
註2：Peter C. Cramton (1991), “Dynamic bargain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i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37 No. 10, pp 1221-1233.
註3：Lawrence M. Ausubel, Peter Cramton, and Raymond J Deneckere (2001) “Bargaining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Robert J. Aumann and Sergiu Hart, eds. Hangbook of Game Theory, Vol. 3.
註4：Toke S. Aidt and Zafiris Tzannatos (2008).”Trade unions,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view”,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39, No. 4, pp. 258-295.
註5：同上。
註6：Franz Traxler and Bernd Brandl (2009).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ILO.

中大深圳分校與中港博奕？

2010-03-10T09:00:00.000-08:00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二零一零年三月號)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去年1月8日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下稱「珠三角發展綱要」），內地政府計劃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三角地區合作辦學，並在2020年前引入3至5所國外知名大學到珠三角地區合辦高等教育機構，建成1至2所國內一流、國際先進的高水平大學。

事隔一年，今年1月21日傳出中大與深圳市政府有意在深圳合辦「中大深圳學院」的消息。報導指中大有意獨立辦學，但內地現行政策，不接受境外大學在內地獨立辦學，廣東省副省長宋海表示，可考慮「變通一下」，中大佔99%股份，省政府則佔1%（註1）。至2月8日，深圳市政府與中大已旋即簽署合作備忘錄，與市內的高校合作辦校，市政府將在用地、校舍和相關配套方面給予大力支援（註2）。

內地院校與境外機構合作辦學，早有先例可循。最知名者莫過於1994年由上海交通大學與歐洲管理發展基金合辦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合辦課程方面，則有國際名校如華盛頓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與內地合辦的EMBA 課程；至於中港合辦的課程，亦有科大－深圳MBA、中大－西安交大EMBA、中大－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會計課程等例子。中大辦「深圳學院」並不是甚麼驚人物事，即使包含了以往較少引進內地的工程、科學等學科，但亦已有科大霍英東研究院的先例。

在中大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備忘錄的同一天，科大經濟學教授雷鼎鳴在報章發表文章，分析中港未來三十年的形勢（註3）。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開始起飛，三十年來已由名副其實的第三世界國家爬升至幾可與美國匹敵的準超級強權。雖然內地普遍生活水平仍未及西方的已發展國家，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卻早成為全球第二。他更估計，中國將在數年內成為GDP最高的第一經濟強國，而人均GDP亦會在三十多年後逼近美國。

雷教授指出，二十年前香港的GDP是中國的整整四分之一，到了今天卻只是大約百分之四，對中國經濟的重要的已顯然下降。內地精英之間流傳的論調，是香港的生存現在已只能仰著中國內地的鼻息。而他認為，中國大力建設上海成為另一金融中心，更是嚴防美國以經濟手段借香港影響中國的「對沖」策略。若果香港未能維護「無可取代」的招牌，便只能在未來二、三十年在中國與西方的大國政治博弈中委曲求全，隨時成為中央的棄卒，收緊監控，成為二三線的城市。

無獨有偶，身兼全國政協委員和行政會議成員，最近頻頻往中南海作坐上客的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在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時，也指出中國已不需依靠香港，香港要反過來依靠中國。香港要增值，把眼光放在廣東，靠國際網絡等比較優勢與廣東、深圳合作，在泛珠三角「拉生意」（註 5）。

雷教授提出的自保對策，是利用香港「位置、制度和人才的核心優勢」，發展重要的科研產業（註4）。他指中國積極發展科研，仍有不少進步空間，而由於生活水平追不上發達國家，不少高端人才不願回國。除了收入差距，雷教授指，香港的學術環境和自由、文化對內地有吸引力，加上地理位置容許他們頻密回國，可吸納這批人才，把香港打造成中國的科研基地。

誠如雷教授所言，香港的高等教育是一大優勢－－彈丸之地，便有三所大學在全球大學排名中穩佔百名之內，大抵僅得倫敦可比。即使是比起內地一流大學，香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升讀海外頂尖大學的機會，也是遠為優勝。然則，珠三角發展綱要提出引入外地名校，卻正是破解香港優勢的策略。事實上，假若珠三角地區其後能引入排名與中大相若甚至更佳的境外名校合作辦校，既有上海Ceibs等先例，珠三角要在十數年來建立可擠身國際一流水平的院校，並非難事。

中大深圳學院作為在珠三角發展綱要下合辦院校的第一顆試金石，打從一開始便強調要以境外的中大獨立決策，而辦學的課程和質素都要求與香港主校相同，畢業證書也希望「分不出沙田或深圳」（註6），而其他先後在內地開山立櫃的高等院校，大概也有相類的打算。姑勿論雷教授指中央隨時「撇帳」的陰謀論是否屬實，但這些海外名校在珠三角設立分校後，香港作為內地學生走出國際跳板的位置，肯定會被削弱。

如今已成為中南海入幕之賓的劉校長，大概也心裡有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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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香港中文大學有意血落戶深圳〉，《新快日報》，2010年1月21日。

註 2：〈市政府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深圳特區報》，2010年2月8日。

註3：雷鼎鳴：〈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信報》，2010年2月8日。

註4：雷鼎鳴：〈利用優勢，確保香港不可取代的地位〉，《信報》，2010年2月22日。

註5：〈「拉住廣東香港有前途」劉遵義：一億人口市場已經足夠〉，《星島日報》，2010 年2月19日。

註6：〈中大深建分校初步評估完成擬合作辦學深圳支持土地及基建費用〉，《文匯報》，2010年2月2日。

立會小組會議揭校方高層真面目許敬文、吳樹培：以謊言打動您

2010-01-10T09:00:00.000-08:00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二零一零年二月號)

中大打著遵從教資會的宋達能報告書(Sutherland Report)建議的旗號，於2008年暑假提出改組教務會。

沒有經過任何校內的諮詢、討論，便憑空從一個聞所未聞的「專責小組」中變出一個削減成員人數至不足三成，卻保留全數被校長委任的大學主管人員的「建議」。

儘管馬上受到學生會和其他師生的強烈反對，校方仍在同年九月提出了大幅度減低教務會代表性和學生參與的方案，刪去教授、系主任、書院院務委員和當然學生代表。學生多番要求重新檢討方案不果，校方卻在去年六月強行把方案提到校董會通過－－事到如今，方案己變成了立法草案提交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中大學生會和崇基學生會代表獲邀在今年一月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發言，指出校方的方案把學生代表從學生會會長當然代表改為由校方舉行沒有問責性、沒有監察體制的所謂一名學生互選代表，是漠視中大學生參與管治及書院制的傳統，也否定學生自行選出學生代表的自治功能。

面對張文光、黃毓民，甚至梁美芬對校方的質疑，

代表校方出席會議的副校長許敬文和教務長吳樹培面不改色。許副校長指學生代表的問題已經過多次的討論和回應－－雖然說不出怎樣回應；教務會亦因此加開了特別會議討論－－並在學生代表強烈反對下堅持方案勢在必行。

吳樹培指改組方案是按照宋達能報告書的要求－－而無視報告書提及行政效率與民主管治平衡的重要，以及其他院校大都保留學生會會長當然代表的事實；更指中大學生會去屆會長林嘉嘉並未在專責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反對，現任會長林朝暉亦在特別會議上提出了五年後重新檢視的建議－－而林朝暉無奈屈服校方方案一節，略過不提。

林朝暉馬上指出，林嘉嘉早在零八年底已因多次缺席會議、疏忽職守而被學生會免職，自己上任後多次向校方表達意見，卻遭楊綱凱副校長一拖再拖。吳樹培卻仍堅稱經過教務會的討論，方案是大家的共識－－即使，廖副校長才剛說過，教務會需要改組的原因之一，正是其架構龐大而難以發生有效的討論。

最後委員會請校方暫時撤回方案，取得校內共識再重新提案。至今，卻似乎仍未有校內重新展開討論的消息。

校本驗毒，作為下一項「校本」政策

2009-09-10T07:44:00.000-07:00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年九月號)

青少年毒品問題今年忽然鬧得沸揚揚，政府乘亂之下在未制定立法、未有推行細節、未有任何配套下，鐵定於年底推行校本驗毒的實驗計劃。計劃推行細節有多少難以解決的問題、海外有多少研究表明效果成疑、學生的私隱問題和執法問題多難解決，如此種種，已有不少論者談過，google之下大概不下百篇。且容筆者在此從教育的角度，談談驗毒作為新一項「校本」政策的問題。

「校本」的歷史

大概是在2002年前後，「校本」二字才開始漸漸地進入教育界的語彙。卻在數年之間，不但中學會考引入了「校本評核」，學校被要求成立法團校董會推行「校本管治」，中學要發展人文學科的「校本課程」等等。數年之間，各式各樣本來由教育當局負責的項目，一一都放到了學校和教師的肩上。教師從以往主要負責教學的角色（至多只有訓輔導被看成較吃重的非教學職務而已），至今已變成身負課程發展、學生輔導、學校行政、課外活動等等重責的全能職業。

這一系列的「校本」政策的關鍵詞，乃是「自主」和「彈性」。誠然，香港以往的教育體制往往著重「一刀切」的方式，以統一的課程和公開考試為核心。「校本」課程、「校本」評核的好處，在於學校有較大的空間，因應個別情況，採取較為適合學生的教學或評核策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作為教育改革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加上十二年強制教育的實施，推行校本化，確是可以作為適應性的政策。

成也「校本」，敗也「校本」

然則，所謂的「校本」，卻不是單單撒手不管便可以。在統一的制度下，教師只要清晰地理解局方的指引，並確切地按照規定而行，或許作出少量的微調，便可成事。而「校本」政策，除了給予學校和教師自行決定的權限外，更重要的是讓學校確切地了解學生的特性和需要，才可以釐訂適當的策略；在「校本」政策執行之後，亦需要有確切的監察機制，才可確保它們能夠適切地回應學生的需要。換言之，學校的政策不再是按照官方的指示，而是基於客觀數據和分析的支持。而這同時意味著，學校需要更多的資源，處理行政和資訊處理的問題。

誠然，在這數年間中小學的教師人手並非沒有增加，官立和資助學校在2001-02年度，師生比例從21.1:1(小學)和18.3:1(中學)下降到2008-09年度的16.5:1(小學)和16.6:1(中學)。卻莫忘記除了上述各式各樣的「校本」政策外，教育改革亦在同步進行，尤其是新課程、專題研習、校本評核等的項目，全都是讓學校工作量大為吃重的新項目，師生比例的下降雖不能說是九牛一毛，但亦遠遠談不上足夠──更何況，即使到了今天，香港教師的教學負擔仍然遠超西方國家。

缺乏充足的時間和空間，加上教師很少受過相關的培訓（無論是課程領導還是教育研究方面），現時校本政策不能讓效能提高。相反，由於缺乏必要的資訊，負責的教師往往只能憑個人經驗盲目決策，反而令效果低劣。

從「校本」角度思考驗毒

政府稱校園禁毒計劃的目標是協助學生戒毒以及防止學生吸毒風氣漫延。要推行理想的禁毒策略，首先是要評估學生的需要。一方面，學校需要釐清學生吸毒的原因和吸毒的情況──從過往禁毒處的研究看，最多被報告的吸毒理由是「受同輩影響」、「出於好奇」和「解悶」，最常吸食的毒品則是「K仔」、「搖頭丸」和「冰」等軟性毒品；另一方面，學校亦要評估校內的情況，包括學生的家庭背景、對毒品的認識和吸毒的普遍程度等。

由此，學校應按照學生的需要，訂立介入的策略。比如說，在校園吸毒風氣不嚴重的學校，可集中資源在防止學生毒吸方面，如針對學生的好奇心，以講座、工作坊等形式讓學生了解吸毒的害處。在治安較差的地區，學校則可加強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的教育，並增加專業輔導人員的輔導服務，減低學生因朋輩關係接觸毒品的機會。

相比日常教學，教師不單要有足夠處理設計校本介入策略的空間，更因為無法透過考試和課堂表現得知學生有否吸毒和朋輩關係，而需要更多在課堂外與學生相處的時間，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才有可能。但在目前，教師的工作量早己難以負荷，師生之間在教學以外的交流亦因而較以往大幅減少，關係已不如以往密切，教師是否了解學生的情況，或有沒有了解的空間，是極大的疑問。

硬推「假校本」師生受害

而政府目前計劃推行的所謂「校本自願驗毒」，則徹底地違反了推行校本政策的理念。校本政策的基本假設是，學校可以按照個別的情況，決定最適合的策略達致效果。但現在的禁毒政策，卻是從特首曾蔭權以降，一律硬推「校園毒品零容忍」，且以驗毒作為唯一手段，而「學生拒絕驗毒已有清楚訊息」；學校政策的推行根本沒有空間可言，所謂的「自願」也成了假自願。黃仁龍日前聲言強制驗毒必須立法，「校本」二字的真實性，更是昭然。

退一步說，學校在整個禁毒政策中，根本也不適宜擔當進行驗毒的角色。

一方面，設置驗毒的場所和設施，安排驗毒人員以及編配學生進行驗毒都涉及大量的行政工作，亦會佔用了學校的空間和教學時間，直接影響教學效能；另一方面，校園進行驗毒，必然令校園的氣氛矇上陰影，亦可能令學生互相猜疑；假如教師被安排在執行上有任何角色，無論是揀選學生驗毒，報告學生日常行為，或是跟進懷疑個案，都很有機會破壞師生之間的關係，增加師生之間的爭執磨擦。由此，不但令日常教學的效能進一步受影響，亦使訓輔導工作（包括處理吸毒問題）培增困難。

假如政府希望以校本政策的方式改善青少年吸毒問題，最首要的任務並不是推行甚麼驗毒計劃，而是紓解學校無論在資源還是人手上都已超出負荷的結構性問題。退而求其次，亦應提供額外的社工探討校內的吸毒情況和輔導吸毒學生，以及培訓教師防止學生吸毒的知識和技巧，協助他們設計適當的禁毒策略。虛矯的「自願驗毒」，有害無益。

教育家，勿假「教育」之名磨滅道德教育

2009-05-10T07:52:00.000-07:00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年五月號）
投稿：Gabriel
〔按：作者為中文大學校友，現職教育發展工作。〕

去期（二零零九年四月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登刊〈情到濃時　不如開房〉一文〔可見《中大學生報》網站：http://cusp.hk/），指一般大學生難覓性事空間，

而後澄清一般讀者對時鐘酒店的誤解和不良印象，最後以一般收費水平作結。其內容、文筆、鋪排，與一般報章副刊介紹景點、食肆無異。

文章在四月十二日起先後被數家報章報導，當中《東方日報》及其姊妹報《太陽報》引述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謂該文「鼓吹學生開房惹人反感」、「唔排除有學生睇完想去試吓」、「有咩理由會教人去開房？」云云。何氏身為現職中學副校長，投身教育界多年，此言出自其口中，不可不謂駭人聽聞。

源於經驗的價值判斷
當代教育思想強調教育應以個體的社會生活為目標，學生建立個人價值觀尤為重要。堪稱當代教育理論之父的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便言道：「教育之於社會生活，一如營養和生育之於生理生命」，培養學生在社會生活的態度，可說是教育最重要的核心功能。在二零零一年香港教育改革之初，當局亦把「德育及公民教育」列為四大關鍵項目之一。

杜威指出，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在於指導人們發現更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價值判斷的基礎，則是對於行為結果的評量－－這種評量，準則源於對實踐經驗的確認，單純的爭辯、討論，極其量只能使某些判斷成為合理的假設，最終必須由實際的嘗試方可得證。

我們固然不需要事事親身嘗試，杜威的理論亦不打算煽動人們去「嘗試」殺人、搶劫，但這些我們認為某些事情切不可嘗試的判斷，正是來自前人的經驗。經驗的累積和傳遞，是人類社會永續存在的根本所在，亦是教育最核心的功能。

真理路漫漫　上下求索之
論者或會指出，並不是每個中大學生都有需要開房，或指可能有學生對文章反感。這是最平常不過的事，筆者也無須反駁，卻決不能得出大學生不可刊章這篇文章的結論。

在道德教育之中，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培養尊重不同倫理觀和信仰的態度。一如倫理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言道，唯有容許不同的個體追求自身的最佳福祉，才能達致整體社會的良好發展。密爾更言道，即使我們確認某一主張是錯誤的，遏止它們亦是有害（於社會福祉）的行為。

誠然，言論的自由並非絕對不可侵犯的權利。諸如對個人的抹黑、對違法亂紀行為的鼓動，非但在道德上惹人非議，甚至可受到法律的制裁。然則《中大學生報》所「鼓吹」者，不過是讀者有性需要時的地點選擇。學生早已過了法定的性交年齡（除了一、兩個破格錄取的小神童），他們的性事，並非甚麼不容於世之事。

筆者以為，文章的觀點得不到所有人的認同，是理所當然之事；若果觀點已是眾人的共識，其實早已沒有出版的必要。而若有人因為不同意文章的取態，便要訴諸種種手段遏止它們的出現，不啻是人倫旁落、道德淪亡的徵兆。

封閉教條，流毒無窮
何漢權大概已經忘記，在他年輕的時代，十八二十歲的年青人，不少甚至已成家立室，現今年青人雖有遲婚的趨勢，但若指這些年青人甚麼心智尚未成熟，卻只能是歪論連篇。若說這數十年間青少年的品德、心智水平有下降之勢，筆者大概可以斷言，必是這種教條主義的反教育態度所致。在二零零六年，有傳媒報導指出不少中學訂立無理校規，諸如禁止學生穿校服停留街上，不准帶鏡子、手提電話回校等。更有學校不准男女生一同嬉戲，違者可革除風紀等公職。教條式規管的道上，何氏並不孤單。而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莫以為這些無由的「規矩」都是小問題。在美國風行一時的所謂「禁絕式性教育」，主張性教育只包含要求學生在婚姻中有性行為，認為一切生育控制和安全性行為的內容都會鼓勵不安全的性行為。根據《英國醫學雜誌》的研究報告，這種禁制安全性行為資訊的「性教育」模式的成效成疑，亦不如正常、全面的性教育般能有效降低愛滋病和其他性命的感染率。換言之，已經有為數不少的人因為這種教條式的所謂「教育」模式，而染上了各種包括愛滋病在內的疾病。

到極端處，不當的道德教育可以是如斯性命攸關。

如杜威所說，真正的價值判斷，只能建立在不斷的摸索之中。學生的經驗、判斷也許永遠不能盡如人意；但強調刻板教條，無視其他經驗和可能而只對其加以禁制，對於人類的福祉，遺禍卻是更遠更深。

吹水唔鎊水改名當改革？

2009-03-24T20:23:00.000-07:00

(titled by CU Student Press)

（刊於中大學生報二○○九年四月號）

新高中學制即將在今年九月開始，其中一個主要的組成部份是簡稱為OLE的「其他學習經歷」。

OLE號稱與課堂教育相輔相成，達致均衡與全人的教育云云。OLE包含五個範疇，即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學校需要為學生建立學生學習概覽，紀錄他們在各有關方面的學習歷程。幾經局方施壓，大學校長會終承認學習概覽可作為大學聯招的資料之一。

在五個範疇中，前三者合共須在三年新高中內佔135課時，藝術和體育發展則須各佔135課時。教育局建議這四百餘個課時的學習活動儘量按照學校原來的活動再加以補足，例如原有的音樂課、美術課將視為藝術發展的一部份，體育課亦然，甚至週會、領袖生計劃、倫理課等亦可計算在內。

一切看來並不陌生。

雖然未有官方的硬性規定，事實上現時絕大部分的中學其實已有或明文或不明文的規律，高中的學生總須要在某年成為某某學會的幹事、領袖生由中四中六壟斷。作為UFO學會幹事提升領導才能，參加校際ｘｘ比賽培養團隊精神，所有經聯招升上大學的同學都早已耳熟能詳，且知之甚深。

小小一間學校動輒便有三數十個學會，每年活動大概三兩次，內容由負責老師代為決定；領袖生隔星期值日，行孖必、三必，但連基本的執行校規訓練亦付之闕如；辦學團體賣旗日全校出擊，籌得善款僅夠行政開支；諸如此類，以便他們在大學聯招的報名表格上大吹大擂一番。

誠然，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某程度上只是把上述的集體謊言制度化，不過是高中學生由兩三班變回四五班，學生各自向大學虛應故事之餘學校亦向局方虛應故事，填寫學習概覽，集齊五個項目，可換豬頭骨一件罷了。

上述的批評，局方亦並非懵然不知。

打開教育局的政策文件，迎頭便是一堆大教育家們提倡的甚麼「終身學習」、「全人教育」、「從生活中學習」的口號。強調OLE並非要濫竽充數、要重質不重量，不絕於耳。這些教學理念固然並不是狗屁一堆，但要成功推行任何的教學計劃，從教師培訓、課程規劃，到推行和帶領學生反思等等，每每是缺一不可。

然而局方早已表明，學校提供「其他學習經歷」不會獲得額外的資源，行政和推行的工作亦會全由教師負責，而經濟能力不足的學生亦需由校方自行資助。美其名曰，費用高昂不等於有成效，云云。除了少數資源充足的名校，在新高中各項連綿不絕的改革之中，以往完全未受過相關訓練的老師，是否還有能力擠出有效的OLE學習計劃，答案顯而易見。

質保報告，吹水算數

2008-09-30T20:41:00.000-07:00

文：籠裡雞
（刊於二○○八年中大學生報十月號）

教資會核下的質保局於9月6日發表了該局成立以來第一份「質素核證報告」，總結了該局對中大教與學方面的評核。報告用詞避重就輕，把評價分為「讚揚」、「贊同」和「建議」三種，實行有讚冇彈。質保局成員名單，有中大的何文匯教授和城大的何炘基教授；評審小組的名單，則有嶺南的陳增聲教授和林群聲教授，更有眾所週知與中大校長劉遵義過從甚密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陳黃麗娟女士。自己人審自己人，莫過於斯。

儘管如此，我們姑且一睹核證報告的內容才作論斷。

雙語政策
回顧過去幾年有關中大教與學問題的爭議，相信大家和筆者一樣首先便會想起這幾年來一直鬧的沸沸揚揚的語文政策問題。

中大師生對於語文政策的一大爭議，是大學的政策重英輕中，非但與大學成立之初成為以中文教學的大學的定位殊異，甚至連口頭上宣稱的「中英並重」也相去甚遠。報告之中，卻見質保局「讚揚中大致力奉行其雙語政策」（p.10），所依據者，乃是本科生須修讀語文基礎科目（語精）和必修的中英文科目，以及取錄非本地學生的課程，有足夠以英語授課的科目供其修讀。如此口吻，相信各位看倌都覺得似曾相識－－與中大官方公佈的「雙語政策報告書」，如出一轍。

非語文科目的教學語言與學生語文能力關係之大，在教育界早已成為定案，筆者亦不再在此多花筆墨。在中大課程的主修科目佔本科總學分達七成甚至以上，大部份課程卻只提供英文的主修和必修科目，質保局對此顯是視而不見。中大把區區三個學分的語文科目說成致力推行雙語政策，也虧得他們能把質保局的「著名學者」搪塞過去。

學生參與

報告另一個令筆者震驚的核證範圍是有關「學生參與」的部份。

以筆者的認識，學生參與可說是中大政策之中最差的一環：中大是本港極少數校董會沒有學生代表的大學之一；主要的行政委員會非但沒有學生代表，甚至連他們的權責、成員、作出的決策學生均無從得知，遑論過問；唯一有學生代表的重要教學行政機構－－教務會只是個成員超過二百人的橡皮圖章，且正研究中央集權化；其他有學生代表的委員會大多每年只開零至一次會，且幾乎全屬諮詢性質，並無決策權，校方甚至懶得向學生解釋委員會的權責；至於作為這次檢討核心的學與教方面，中大完全沒有機制保證學生在課堂內外是否有主動參與的權利。

如此多如繁星的問題，在這個核證報告中化為成短短不足四百字的一小節（p.33），內容雖然指出了上述問題的冰山一角，卻連放在摘要部份的「建議」亦沒有提出一個，僅僅在正文中請中大「考慮」評審小組的意見。

課程檢討

中大的課檢制度極為混亂，沒有統一的檢討方法，學系、學科各自為政（p.14、p.32），各學院和學系對於資料公開的政策不一，而收集回來的資料亦沒有全盤分析的機制（p.32）。此外，中大空有要求課程小組進行訪談的檢討程序，卻沒有落實執行（p.15），課程檢討的資源因而嚴重缺少直接來自學生的意見，而極為依賴問卷調查。

課檢問卷的內容亦不合格。一般而言，對於課程的檢討至少包含四個部份：整體架構、學與教策略、學生評核以及學習效果。但絕大部份學系的問卷在上述四個範疇當除了學與教策略外的另外三部份都問得非常粗疏，尤其是學生評核方面幾乎不置一喙。大學雖把課程檢討的方式下放至學系層面，各學系卻顯然沒有充份利用這一體制的彈性，完全沒有處理的打算不同的科目之間的差異，核證報告中也提及了某科要求學生一次過評核十七名講者的極端荒謬例子（p.32）。

中大對於各學系進行課程檢討的必要培訓和支援極為不足，是顯而易見的問題。課檢的成效，可想而知。評核報告卻表示讚揚中大推行嚴謹的課程檢討制度、贊同中大決定實行評核工作小組的建議。

尾聲
報告的荒謬之處絕不止如此。上述各例，相信已足夠大家感受到如此一份「質素核證報告」，說它「兒戲」也似乎太寬鬆。中大校方如今還厚著臉皮拿著這份報告四處吹噓，校方如何受到質保局的好評，也未免過於無恥。

一支煙的時間，盛惠千五

2008-01-20T20:45:00.000-08:00

文：扮強悍
（刊於二○○八年中大學生報二月號）

衛生署控煙辦公室於今年一月初表示，

計劃於今年之內向立法會提交推出吸煙定額罰款的建議，並表示初步計劃把罰款定為一千五百元。這將是繼零二年通過公眾地方潔淨罪行定額罰款以來最香港重大的定額罰款措施。

香港最初廣泛採用定額罰款制度的執法項目是交通違例罰款，執行至今已超過三十年。定額罰款措施的原意是方便執法人員執法，並且減少法庭傳召上堂的支出。這一套規定用在交通違例上，大體上也算是行之有效，但把它移植到其他的法例是否仍然如此，則是一大疑問。

以二零零二年通過的《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為例，在通過條例之前，公職人員每月發出超過二千張傳票（零一年全年有近三萬張）；條例通過後，五年來發出告票的數大約與之前的傳票數目相同，而上庭的傳票則只有每年不足五百張。換而言之，只有不足百分之二收到定額罰款告票的人士選擇上庭答辯，其餘超過百分之九十八收到告票的人士都接受了定額罰款。我們固然可以認為這代表著制度成功減輕了法庭的負擔，但這亦同時代表著公義未能伸張的可能。

定額罰款制度無疑減少了法庭和檢控當局的行政負擔，並因毋須被控人士上庭答辯而在某程度上方便了他們。但假如被控人士不服控罪，雖然可以向當局提出訴訟，卻有可能需要支付比在原來制度下更多的堂費和罰款。這某程度上減少了不服控罪人士要求提出訴訟的動機。

另一方面，假如我們相信在原先的制度下法庭的判決是有合理依據的話，定額罰款的制度則意味著我們犠牲了合符比例的懲罰。在原來的制度下，罰款的多寡可以根據當時的情境由裁判官決定，定額罰款的制度卻是在忽視案件的嚴重程度、犯案意圖等個別條件的情況下劃一規定了罰款額。

若說交通違例主要由二百餘至四百餘元的罰款額是尚可接受的話，公眾地方潔淨罪行和違例吸煙高達一千五百元的罰款額則肯定不能等而視之。事實上，二零零二年前公眾地方潔淨罪行的平均罰款額約為七百元，違例吸煙的罰款亦是由五十元至一千五百元不等。

此外，不同於全數由警務人員執行的交通法例，目前可就公眾地方潔淨罪行發出定額罰款告票的公職人員多達七個部門近六十個職位，當中諸如公共圖書館職員、海事人員等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執法，亦是一大疑問。正當食環署執勤迫死小販的新聞依然言猶在耳之際，這些公職人員會否濫用他們的公權力，實在值得關注。

官字，兩個口－－官地不得示威

2007-08-26T20:52:00.000-07:00

文：雙番南
（刊於二○○七年中大學生報九月號）

八月二日政府在皇后碼頭清場，驅趕留守碼頭的示威者。奇怪的是，政府動用數百名警力的名目，並不是甚麼擾亂公安、非法集會，卻是非法佔用官地。清場的權力，

來自地政總署在清場前三天在碼頭張貼的通告。通告引用《官地條例》，指示威者違例佔用未批租政府土地，要求他們在八月一日前停止佔用。

《官地條例》在一九七二年作出修訂（在一九九八年更名為《土地（雜項）條例》），其中第四條指「除非根據許可證、撥地契據或撥地備忘錄，否則不得佔用未批租土地」，第六條則賦予了地政總署發出通告要求停止佔用未批租土地並在通告指定日期後清場的權力。條例更訂明在通告指定日期後仍然佔用未批租土地是刑事罪行。

但是，皇后碼頭是何時變成「未批租土地」的呢？

皇后碼頭本來是一個公眾碼頭，由運輸署和海事處共同管理。四月底皇后碼頭停用前，兩個有關當局分別發出公告，唯內容只是指皇后碼頭的海事運作將遷移至九號碼頭，登岸梯級將會關閉，公眾船隻不可再於皇后碼頭停泊。至於公眾人士是否仍然可以出入和使用碼頭的空間，卻並未提及。事實上，對於皇后碼頭這一塊曾經是公眾碼頭的土地是否開放給公眾使用，政府根本未曾發出過任何指示。換而言之，假如按公告所言皇后碼頭已成為了未批租土地，政府便是在沒有對市民發出任何公告的情況下，無聲無息地把一個在港島市區絕無僅有的公共空間，變成一塊禁止人民使用的「官地」。

更恐怖的是，皇后碼頭到底是由誰管理、被分配用作甚麼用途、甚麼時候變成了「未批租土地」，一般市民根本就無從得知。即使是私人地產商，也要把土地的一切資料如地權擁有人、用途、交易日期等通通放到土地註冊處讓公眾查閱。但政府土地卻不受這個限制，在土地註冊處沒有任何紀錄。一個本該開放透明，對人民負責的政府，竟然可以秘密地把屬於人民的土地肆意挪用，甚至不需要留下任何公眾可以查閱的紀錄。

事實上，官地條例中所指的「未批租土地」，包括了所有未曾根據政府租契持有或由條例歸屬於某人的土地。也就是說，所有屬於政府的土地都是屬於「未批租土地」。即使明明蓋著了一整楝的政府合署或是外面大字標題著ｘｘ大球場，地政總署也可以厚顏無恥地聲稱那是未批租的政府土地。只要地政總署署長一張通告，便可隨意把逗留在政府土地上看不順眼的市民變成觸犯刑事罪行的犯人。

七年來政府一直漠視反對拆卸碼頭的聲音，示威者才以自己的身體在碼頭展示他們的意見。這個政府非但要不擇手段消除異己的聲音，它甚至連這群反對清拆碼頭人士的示威者身份也不肯承認，卻偏要把他們說成「非法佔用」皇后碼頭的人。政府不肯光明正大的面對要求保育皇后碼頭的訴求，現在更濫用《官地條例》強行把和平表達意見的市民趕走和拘捕，侵害市民自由集會表達意見的基本人權。如此政府，如何教人信服？

資料來源：
地政總署張貼於皇后碼頭的通告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A%87%E5%90%8E%E7%A2%BC%E9%A0%AD&variant=zh-tw
海事處佈告
http://www.mardep.gov.hk/hk/notices/pdf/mdn07066c.pdf
運輸署交通公告
http://www.td.gov.hk/traffic_notices/index_tc_inmode_3_trafficid_77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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